創辦人的話


在知識與權力之間
—基金會與智庫在開放社會中的角色與展望—


魏鏞

近年來,隨著政治的日趨開放與社會的日益多元化,各種各樣的基金會及研究中心如雨後春筍一般地紛紛出現。但是除了少數專業人士外,社會上一般人對於基金會與智庫的性質與角色,並無深刻的認識,基金會與智庫有什麼關係?智庫有那些種類?它們做那些活動?智庫與學術界、政府、企業界,和民意機關的關係如何?作為一個成功的智庫需要那些條件?以上這些問題,都很值得探討與釐清。

筆者在美國執教期間,曾經擔任胡佛研究所、布魯克林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研究所等多所智庫的研究員及訪問學者;回國服務後的工作也一直負責公共政策與國際關係的研究發展,始終保持與國內外研究機構的密切關係。因此乃本多年來實際的觀察與體會,對本問題作綜合性的分析與介紹,提供各界人士參考。

基金會屬於公益性團體

目前國內在討論本項主題時,常常把「基金」、「基金會」和「智庫」混為一談,其實不然。「基金」是英文Fund的中譯,是指針對特定目的而募集的經費;如美國為了社會救助而募集的「聯合訴求金」(United Appeal),為了支持候選人而募集的競選基金,以及日本政黨的派閥領袖如田中角榮,為了支持其派系中的成員而收集的政治資金等。

基金會(Foundation)是為學術、文化、慈善、政治理想等公益性的目的而成立的團體。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法人組織,具有非營利性的免稅地位。基金會多有不動用的本金,並利用其孳息支持與其宗旨有關之活動。

智庫為非營利研究機構

智庫是英文thinktank的中譯,一般用以指非營利性兼具學術性與政策性的研究機構,其目的在於運用其研究結果,影響公共政策,以達其成立宗旨為目的。

基金會有的本身就是智庫,如美國的「傳統基金會」;有的則本身不設智庫,而以支持其他智庫為其主要功能之一,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等等。另一方面,有的智庫附設有長期勸募基金的組織,長期為其募集基金(endowment),如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及在華府的布魯克林研究所等等。

把基金、基金會,和智庫的不同加以澄清後,以下謹就智庫的性質加以分析。根據美國學者的看法,智庫是把智識和權力結合在一起的一種運作,也是把學術和政策相凝聚的一種活動。完全只對知識本身有與趣的人不會參加智庫,他們多半只會從事純學術活動;同樣的,只對權力有興趣的人也不會熱心於智庫,他們會直接參與實際政治。只有那些想把知識和權力相結合、把學術與政策相結合的人,才會熱中於創立和推動智庫工作。

智庫是民主多元化社會的新現象、新產品。在極權及威權主義國家,政策研究多半為政府機關所壟斷,學者要就通過「得君行道」的模式變成既有權力及決策結構的一部份,要就成為權力結構之外獨行俠式的批評者。至於集合眾多學者和不在其位的政治人物,運用民間的經費,從事各項政策研究,並以團體的力量試圖影響政治社會發展方向的活動,即使在西方國家,也是新興的現象;其中尤以美國的智庫最具代表性與特色,也最具影響力。

智庫是民主杜會新現象

在非西方國家中,日本是較早出現具現代意義智庫的國家;其企業界、政黨以至政府機關都常有外圍研究組織,其研究結果透過媒體的報導與政界人士的引用,對日本政府的決策,也有或多或少的影響。日本近鄰的韓國,也逐漸出現類似美國式智庫,或附屬於大學、或為暫離政府職位的政治人物所創立,或為企業界所支持,其數目及影響力也逐漸增長之中。

從事政策研究的智庫,因其努力重點和活動方式的差異而展現不同的風貌,根據美國學者偉佛(R. Kent Weaver)的分析,智庫可為三類:

一、無學生之大學(university without students)—在美國以布魯金斯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及美國企業研究所為代表,其活動方式強調長期深入之研究,提出代表精英份子對重要問題之看法。此類研究所有濃厚之學術氣息,目的在以厚賞精深的研究結論,對政府決策及國家社會走向產生基本性之影響。

二、契約性之研究機構(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以蘭德公司(RAND)為代表,此類智庫之主要活動在爭取政府機關之研究計畫,並將其研究結果提供特定機關參考。此類智庫之研究不少是對外不公開之報告,僅對委託研究之機關提出,再由研究委託機關決定是否對外發佈。

三、宣揚特定主張之組合(Advocacy Tanks)—以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為代表。此類智庫有明確意識型態之偏好及政治立場,其活動強調短期性並與現實政治問題有密切關聯之研究,傳統基金會毫不諱言其為新保守主義重鎮之色彩,採取積極而多樣之方式,將其研究分析結果向政府機構、國會及利益團體提供,產生了相當廣泛之影響,遂能在近年內從眾多的智庫中異軍突起,成為華府最具活力智庫之一。

和國外智庫比較,我國具有智庫性質之政策單位之角色和活動方式,可說仍在不斷摸索和調適之中。早期稍具規模的政策性研究幾乎全由政府部門本身來做,其後才逐漸出現具有學術性質之外圍研究,最近才產生眾多由民意代表、企業人士,和政界人士,主動發起組織基會或智庫之現象。綜合國內具有智庫性質之政策研究組織活動,有下列數種特性:

我國智庫在摸索中成長

一、單一財源:國外之基金會及智庫,其財源多甚分散;而國內智庫之經費,多係由政府或特定財團所支持,惟最近籌組中的少數基金會及智庫已了解此點,而作分散財源之努力。

二、會議取向:美、日等國之智庫,多以從事研究並以其結果影響公共政策為重點,舉辦研討會也多配合其研究計畫。相形之下,我國各種類型之研究中心每以舉辦會議為其活動重點,將其財力人力投入其中,甚至因而影響到其從事研究之能量。

三、附屬性質:由於單一財源及外圍性質,國內智庫之活動或多或少均受到提供經費之機關及財團之影響及約束,此種情況近年來雖已有相當改善,但仍有在這些智庫中的研究人員覺得受到有形及無形的拘束,不能暢所欲言。

由此看來,我國具政策性質的基金會及智庫雖已有相當績效並產生一定程度之影響力,但若要發揮進一步之功能,還要向分散財源,加強研究,和提昇獨立性方面作進一步之努力。

良性競爭促政策合理化

具有政策研究和政治影響力的基金會和智庫的出現,是民主多元化社會的自然趨勢。我國已有的各種相關基金會和政策研究中心,多年來已對政府的決策及國家社會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近年來各種新興基金會及智庫的籌組,更反映出企業界、學術界、及持各種立場的政界人士,希望透過理性的思考與分析,結合學術研究與決策過程,以實現其理想與期望,筆者認為這是健康、積極,值得肯定和鼓勵的活動。

基金會及智庫的發展,需要充足的經費,高水準的研究人員,和提供及發佈研究結果的管道。於此企業界的支持,學術界的參與,政府機關及政黨的接納與配合,和民意機關、利益團體,及大眾傳播媒體的支援,均為不可少的助力。筆者期望我國的基金會及智庫,能在上述條件的配合之下,從事相互間的合作及良性競爭,共同為促進我國公共政策的合理化、週遍化與國家社會的整體進步而努力。

(作者魏鏞時任國立交通大學教授、中國政治學會理事長)

※轉載自《中國時報》(民國79年10月15日)第二版。